
与你同行
2007年11月中旬,开始变冷的空气不愿折回,但阳光照样无私地降临。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迁址到阜阳北路煤气制气厂附近,继续接纳着孤独症孩子。
从2006年春季开始,应孩子家长的要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成立了春芽发展中心,以孤独症孩子为主要康复对象,将这些无法上幼儿园并进入学校的孩子聚集起来,培训教师给以全天候的康复训练和适当教育。在现有的5名教师中,徐奕是资格最老的一名,她自我评价说:“孩子们在带着我成长。”
哭了:上课像在唱独角戏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你不会感到这是一间特殊的教室。琴声和铃鼓欢快地奏响,墙壁上描绘着春天的美景,十几个男孩(孤独症患儿以男孩为多)围坐在徐奕周围听她弹琴唱歌,有的孩子不断笑着发出“啊、呀”的声音。
记者并没有看出他们和普通孩子的不同,直到经过徐奕的提醒才发觉,虽然会笑会叫,但他们很少开口说话;虽然会兴高采烈地玩耍,但他们从不互相交流,也不主动邀人一起玩。记者试图加入一个孩子的游戏,他却像没看见一般自顾自地玩,置身于这些孩子中间,记者似乎成了一个隐形人。
2005年徐奕毕业于合肥学院特殊教育专业,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聋儿教师和幼师。当她初来到孤独症孩子中间时,感到非常不适,忍不住哭了。“我努力地弹琴、唱歌、手舞足蹈,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是没有一个孩子回应我,他们甚至看都不看我,我像在唱独角戏一样,特别失落。”
笑了: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
徐奕有耐性,她渐渐了解了孤独症孩子的特点。他们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封闭,只要打开一道缝,阳光就可以透进来。“这些孩子初来时就如一张白纸,几乎不会开口说话,也不了解周围的世界,必须通过大量的重复训练来为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春芽发展中心在每个工作日的上下午各安排了两个半小时的课程,从吃饭、做操、语言到手工、美术、音乐,还安排了老师和孩子一对一地进行康复训练。“这里唯独没有算术课,因为他们暂时无法接受抽象的概念。”
开始时孩子的话只是鹦鹉学舌,他不会主动说老师好,但是在经提示之后,他会回应别人的问好。徐奕最开心的是一个从不开口的孩子主动说话了。最初,徐奕发现这个孩子在看图学话的时候最喜欢蘑菇这个形象,她就每天拿着蘑菇图片反复地说,说了一个多月。一次,徐奕有意在“蘑”出口之后拖延了一下,这孩子急得张口说了“菇”,徐奕喜不自禁,那几天,逢人便说:“孩子会说蘑菇了!”
感动:付出最多的是母亲
面对孤独的孩子,用几个月时间教会一个概念,年轻的徐奕并不是没有想过放弃。“我没有正式教师的编制,收入有限,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不认识我、不记得我,现在全班只有2个孩子能认出我是谁,我可能永远没有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但是,我却从家长身上找到了力量。”
在徐奕的眼中,孤独症孩子的母亲是世上最为艰辛的人,她们放弃了工作,全天候地陪护孩子们上课,手把手地帮孩子完成每个动作。孩子在别人看来最为简单的进步,在母亲眼中都是一种奇迹般的飞跃。曾经有一位母亲着魔似的跑到徐奕面前,抓住她说:“我的孩子会认五官了!他指着我的脸说鼻子、耳朵、嘴巴!我的孩子会说话了!”那一刻,这位母亲和徐奕都哭了。
呼吁:这些孩子最需要爱
春芽发展中心的老师换过很多人,有些人来了又走了。“不停地教却总是教不好,家长的迫切期望又形成一种压力,他们在这里找不到自我价值。”徐奕深有感受。每个老师的离开都给家长带来隐痛:“我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如果你们不帮我,我们该怎么办啊?”家长的渴求让徐奕动容:“给了他们一点希望,为什么要夺走?如果这件事我不坚持,那我还能坚持什么?”
有一个家长的话让徐奕至今难忘,她说:“如果将来我不在了,我的孩子也许被人拐去,或许会成为乞讨的工具。”这话虽有些偏激,却让徐奕迸发出一种要保护他们的强烈冲动。“这些单纯的孩子容易受到更大的伤害,可是社会最缺乏的就是对他们的接纳和了解。”教育机构的拒绝、养护机制的空白、人群目光的异样,是徐奕最为忧心的。
能够来到春芽中心的孩子,已经不再孤独,他们可以随着老师的指示起立、坐下,音乐响起他们就会兴奋,他们可以进行简单的互动,偶尔会有一两个孩子突然站起来,走到徐奕身边搂着她亲一下。徐奕的笑充满了甜甜的味道:“如果你试着去了解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是懂得爱的。”
本报记者 孙晨 文/图
老师努力地教,有的孩子却漫不经心,这是徐奕经常碰到的情况。
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位辛苦的母亲
徐奕要和孩子一对一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