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板砖: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
陈丹青,上海人。1978年考入中央美院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1982年移居美国。2000年回国应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作品多次参加海外重要展览。多幅作品为美术馆、美国艺术机构及私人收藏。
5年前,他被清华大学特聘为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在这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他却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于是选择离开。
5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但这“荒谬”很快显示了其威力——2000年,他首次领教了中国式的考试:24名考生中,5名入围,外语全部不过关;考虑到这是陈丹青首次招生,校方同意将5名落榜考生转为“博士课程访问学者”。次年,5位访问学者完成论文选题,为转成正式博士,再考外语,再度失利:第一炉“博士生”教学就这样“作废”了。
硕士生报考也是同样的规定。有位投考陈丹青研究室的女考生,绘画成绩位居第一,但因外语、政治各差一分,落榜了。与千万艺术考生一样,她在京租房,啃外语、攻政治,翌年再次赴考,政治过关了,外语依然不及格——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回国时他曾经相信,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该受得了。5年后的今天,他说:“我发现我受不了。要做我自己,只有离开体制。”脱离体制,陈丹青并没犹豫,倒是就此事接受记者访问,颇令他踌躇了好几个月。他说:“体制内很多人认真教书,正派做人。在妥协和不妥协之间,他们很难,很辛苦,我理解他们,尊敬他们。”或许因为来自那个无所谓真假的年代,又经历过另一种制度与生活的历练,陈丹青才发出这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