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人师傅荣升厂长后，即使他整天培养徒弟、生产零件，人们也未必会承认他是个好厂长，这缘于职务与职业的区别。这一区别同样适用于现代高校，但北大校长许智宏似乎不太满意自己无法好好当“师傅”。
据《中国青年报》24日报道，许智宏日前感叹，在德国，一个教授会用40％的时间搞科研，40％的时间教学生，剩下20％的时间做服务工作，包括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而在中国，一个学者如果做了大学校长，仅处理行政事务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许校长称，自担任北大校长以来，他每年只能招收一名研究生。
既要当校长，又要从事科研与教学，无疑，这是把校长当成学术头衔的做法，同时混淆了职务与职业的各自属性。
在中国体制下，校长的“职务”属性似乎更明显，其职务权力由政府赋予，具有行政化特征。大学校长的任命依据首先是其学术成就，这样的校长更像是“首席专家”，而与其是否具有管理能力无因果关系；校长的“职业”属性则体现在管理能力，基本职责是教育方向的核定、资金筹措、人才发掘等。他们未必是很好的学术专家，但一定是教育管理专家。他们无意创造个人学术成果，但会创造条件让本校专家大出成果。
就拿许智宏校长举例的德国来说，德国柏林州高等教育法甚至规定，禁止校长在任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在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在任12年，从未带过一个研究生。美英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干脆将大学校长的身份定位为“职业管理者”。
校长职务化与职业化，孰优孰劣，中外高校的教育成果最能说明问题。眼下，中国有科研专家创造出的科研成果多如牛毛，但全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却不到10%。大学校长们根本没必要成为众多牛毛中的一根，而应为提高科研与教学质量发挥作用，譬如人才发掘、资金筹措等。世界教育业有“不会筹钱的校长不是好校长”之说。剑桥与哈佛的资金主要来源，是靠校长筹集；而中国高校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政府拨款与学生学费。
当然，中国校长完全职业化目前尚面临体制困境，如退出机制，校长一般任期4年，期满后又要重新做学术工作，若校长任内与学术脱钩，重拾起来难免吃力。
体制固然要改革，但率先担负起职业使命才是真正的教育家的本色。北大原校长蔡元培就是很好的榜样——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这样总结二十世纪初叶世界大学校长：“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椿 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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