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不是商人也不是官人

　　“校长不是商人，也不是官人，校长就是校长。”这是全国师德教育先进个人、名校长王振中说的一句话。他还说，校长跟着潮流走是一种错位，如果一个校长不能潜下心来搞教研，而是官不官、商不商，就会误人子弟。
　　
　　王振中的话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说出了当今教育界的弊病。如今学校的校长，尤其是大学的校长有多少是官不官，商不商的？其实王振中的话和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批评说的很合拍，赵沁平说，现在一些大学功利主义抬头。功利主义太重，就会急功近利，急功近利就会学术浮躁，大学文化积淀薄化。他还认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在影响着学术的发展，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也就会逐步失去色彩。一位大学教授也说，高校“官本位”现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
　　
　　校长戴“官帽”，学校有级别，这一直是我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怪现象”。学校本不应该有什么行政级别，校长也本不应是什么官儿。可是在咱中国，校长大大小小都是官儿。从中小学校长的股级、科级、处级，到大学校长的厅级、副部级，依次不等。这种校长套用机关行政级别的办法，可谓是弊端多多。
　　
　　校长有了行政级别，意味着拥有了一定的行政权力，具备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升迁调移的某种资格和可能。比如，国家有关部门规定一些大学是副省级的大学，部委的司长局长忽然升为大学校长，也就高升了。一些大学的系主任（正处级）还可以高升到地级市当副市长。
　　
　　这样的体制，学校“官本位”怎能不盛行？一位大学的中文教授曾对我说，他的系里有位副教授如果要晋升正教授，凭他的学历、学术水平恐怕10年后也难以晋升，但他却在5年内却当上了系主任，收入和待遇是其他教授无法相比的。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可以相互转换。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这就造就了本来想搞学术的教授也不想搞了，还是谋个行政职务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校长崇拜权力，把学校当成了官场。官场化冲垮了“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良好学风。
　　
　　当今的许多校长不仅把学校当成了官场，也当成了商场。教育产业化，使得一些学校把生源当成了财源，甚至有的老师也把学生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几年前，有篇博士“逼宫”换导师的新闻，说的是上海交大计算机系的9名博士要求不在博导王永成教授门下：“如果学校不同意更换博士导师，我们就集体退学。”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名牌高校的博导何以被自己的博士生集体“炒鱿鱼”?其原因就是导师将所带博士研究生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成为他们经商活动中的赢利工具。王永成博导把所带博士研究生放在夫人办的“纳讯”公司服务，而纳讯公司的获利完全依赖于王永成的经营打理。当然，王永成教授能这样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向学校上交一定的利润。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入学校长时演说的一句话。他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然而，当今的大学不是学生为做官学习，倒是身为人师的教授们在为做官、为牟利而努力，学校早如官场、商场了。
　　
　　在今年的教师节前，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这很有针对性。当今的世界变化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物欲横流的价值取向早已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如果校长官不官、商不商，又怎能常领老师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校长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有其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其成长规律与政府官员不一样。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当校长的，也不是什么其他管理制度都适用于学校的。校长是一种素质要求极高的职务，既是一种岗位又是一项职业，更是担负重要社会责任的光荣事业。因此，校长不应该是官人，更不应该是商人。

[作者：洪巧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