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方早报》报道，今后，上海市级机关的公务员将“不直接从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提出的要求，市政府办公厅、市发改委等12家单位已着手试点从区县和街道的优秀公务员中选调公务员。促使上述要求出台的，是市政协《关于推进本市青年就业工作的若干建议》常委会建议案。该建议案认为：擅长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在公务员考试录用中优势明显，2007年上海市新录取公务员中有59。7%是应届毕业生。
表面看来，“机关拒绝应届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制度改进：更擅长考试的应届毕业生将不能直接进入机关工作，而是必须先到其他地方“锻炼”，从而有利于增加进入机关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历，让他们更为了解民生疾苦云云。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一步考虑，事情恐怕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公务员岗位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岗位，也是一个“锻炼”人才的机会。如果公务员岗位可以拒绝应届生来“锻炼”，那么其他岗位为何不能？如果大家都拒绝应届生，应届生又该到哪里去“锻炼”？更何况，曾在其他岗位“锻炼”的经历，与当好一个优秀的公务员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正比例关系。历史已经证明，把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都提拔到行政机关领导岗位，既是对人才的严重浪费，也降低了机关的工作成效。
在了解民生疾苦方面，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应届生其实并不一定比其他人差，相反他们往往更有关注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了解民生疾苦”与“改善民生疾苦”完全是两回事，知道民生疾苦但不愿意或者没能力做更多改善的努力，那又有何益？至于“极易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之类，则纯粹是欲加之罪。官僚主义作风并非始盛于应届生增多之后的今天，而是长期浸淫而成的一个历史“染缸”。不仅应届生进入这个“染缸”容易被同化，有过所谓“锻炼经历”的人同样如此。
“更擅长考试”也算做应届生的错，实在毫无道理。既然设立公务员考试制度，难道不就是要选拔“擅长考试的人”吗？改革后，准备从中选拔进入市级机关公务员的“区县和街道的优秀公务员”，难道不曾经都是“擅长考试的人”？既然“擅长考试”本身就是现行制度的一个“考核要点”，为何又以此拒绝应届生？一个简单的数学常识是，从一个包含应届生的更大的“人才库”里，比从一个已剔除应届生的更小的“人才库”里，要更容易选拔到真正优秀的公务员。
归根到底，机关拒绝应届生，未能超越那种久已为人诟病的“身份主义”（暂且不称“身份歧视”）——机关拒绝应届生的最大理由，是应届生的应届生“身份”，而这种“身份”包含了一些被想当然或者被强加的不利因素，因而所有人只要套上这个“身份”，而无论作为个体的他多么优秀，也根本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
“从身份到契约”是英国法律史大师梅因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著名概括。他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显然，拒绝应届生依然未能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基于“契约”意义上，重要的不是在进口处写上“某类人免入”，而是应该尽量完善进入规则设计，使所有优秀人才都能公平进入，然后建立一套严格的退出机制，打破超稳定的官帽体制——总而言之，应该是“唯才能取”，而不是“唯身份舍”。(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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