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高考：我们在期望什么？

    ●主持人：记者 龚丹韵
　　●嘉 宾： 章友德（上海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

　　又近一年高考时。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是枯木逢春，八九十年代高考是七月流火，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高考给我们带来的，已不仅仅是严阵以待的举国备考。“取消高考”“读书无用”“毕业等于失业”“主动退学”等争议也纷至沓来。高考，这个伴随中国几代人的人生命题，在“而立”之际，受到了空前质疑。为何如此？除了制度本身，或许背后更有一只发展之手在缓缓推动。

　　一样的制度，人们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期待。

　　龚丹韵：近几年高考非议缠身，改革建议此起彼伏，不胜枚举。但不管是“素质教育论”还是“职业培训论”，所有的焦虑其实都指向一点，即通过高考的跳板，我们还能不能实现人才的增值，为社会所需要？

　　章友德：当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大学毕业不再分配统管，用工制度转型、劳动力市场标准多元，学历和能力并重。“高考-大学-就业-好工作”的上升阶梯，不再明晰。这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一个是读书无用论、毕业等于失业的观点略有抬头。另一个就是更加刺激高考的竞争，学生不仅要上一本，还要上名牌学校，不仅要读本科，还要读研究生，越发希望凸现自己的优势，在千军万马中分出个高下。专业选择上尤其如此。找工作困难是吗？那好，我就专门挑工作机会多、薪酬高、叫得响的专业。这导致近几年来金融、管理、法律等专业虚火不下，尽管有关人士一再呼吁“降温”，但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结果自然是降不下来。

　　这些看起来都是人们根据社会需要做出的理性选择。然而在我眼里，这更加非理性。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往往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今天的热门，未必是明日的热门。根据兴趣选择专业、学校乃至人生道路，看起来非常感性，可这恰恰是基于对自己的全面认识，分析了解自己的长短，不盲目在他人的兴趣点上努力，反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它的背后，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对不同领域人才的要求。现代社会是一个行行能出状元的社会，职业分工日益精细，社会分化日趋明显，可能不再有所谓的“大众”，而是许许多多个“小众”各自拥有自己的生活中心、兴趣中心，这无疑给了人们更多的职业机会和人生走向。

　　什么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不能仅仅从学科专业、大学品牌、甚至考试制度来思考，也要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去寻找答案。

　　龚丹韵：社会的什么在变化，才导致如今的高考制度进退两难？

　　章友德：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西方三百年的路程我们用了三十年，几百年历史中交替出现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全都集中呈现。尤其开放之后，人们视野开阔，能够进行横向比较，看到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始对一些传统的社会机制不再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对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也产生了迷茫和失落。焦虑成为各个阶层普遍的心理压力。高考，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受到多方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具体而言，我们的人才观发生了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与社会的关系是供给产生需求。而现在是以需求推动供给。客观上，发展经济需要金融人才，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管理人才。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使得企业的需求成了教育的导向、高考的导向；主观上，人们也在观察，全球的高级人才都是怎样一些人呢？律师、医生、工商管理人群占据社会的话语权，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应用学科因此水涨船高，普遍看好，替代了文史哲成为考生眼里的香饽饽。

　　然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诚信缺失、能力不及学历等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的人才观又经历了一次改变，社会选择人才的标准，已不是简单的技术人才观，还涉及人文关怀、社交能力、诚信品德等等。从三十年前片面重视基础学科，到后来片面重视技术学科，再到现在对人才的定义趋向综合，这一变化的轨迹，已不是任何纸面考试能够应对的了。

　　再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幸福有了新的理解。尤其城市里，物质需求满足之后，文化精神的产品没有同步跟上。幸福感、安全感，伴随着GDP的上升，成了流行词汇。舆论开始关注学生的个体感受，而不再为高考升学率叫好。据新闻报道，今年有些地区学生的高考标语不再是“离高考还有天”、不再是“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取而代之的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是拼搏而非成功，生命中最痛苦的是懒惰而非失败”。可以看到，学生本人的价值观也在发生转变，不仅关注结果，也开始意识到收获的过程、精神同样重要。

　　龚丹韵：说到底，人们“刁难”高考制度，究竟期待它在社会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章友德：高考只是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期，一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方法而已。一百多年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已经观察到，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技术革命的甜果，会使人们更加追求效率、实用。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成为社会的主导。读书无用论、毕业等于失业等观点，正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得出的。我们把教育当成投资，研究读什么样的书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如果投资与回报不成比例，就会选择放弃、另辟蹊径或加大投资力度。质疑考试制度，也可能是人们忽然发现，从社会的反映来看，高考这一工具越来越不具有人们期望中的高回报，不能充分发挥工具的作用。因为社会的发展，对人文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人文关怀、社交能力、诚信品德等等是如此灵活，用怎样的工具标准才能考量出来呢？工具理性显然是给不出答案的。它真正需要的是价值理性的回复，也就是整个社会对人文价值观有一系列的尊重维护机制。完善社会基础秩序、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后，也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西方曾经历过的“现代化综合征”，就是过分强调竞争忽视合作，强调精英忽视弱势，从而激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意识到种种弊端之后，他们渐渐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时至今日，像美国如此重视科技应用的国家里，综合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居然不设工商法律专业，更多的是人文社会基础学科。同样，我们当下对高考制度百般挑剔，围绕应试教育体制，种种观点、建议蜂拥而来，其实质，就是期待有这么一种选拔制度，能够把人的价值、情感需要和社会的功能需求结合在一起。避免走西方的老路，让人文价值伴随现代化的转型，找到立足之地，才能真正消解社会对考试制度的焦虑、对人才的焦虑以及对发展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