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大学与社会公正

    在恢复高考30年的今天，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则新闻：一是山东省某著名高校的张先生，刚过30岁就当上了教授，“硬件”就一条：他给学校拿到了300万元的科研经费。据悉，这种情形在一些高校具有普遍性（《新京报》2007年5月16日）。另一则新闻是只有大专文凭的谢泳先生凭借其过硬的学术水平被厦门大学礼聘为教授。近年来进入学院的民间有识之士不也有那么几个，比如吉林大学的邓正来、中国政法大学的萧翰、浙江工商大学的高晓勇、西南交通大学的柏桦，等等，但比起前者来说，后一类人才只是支流。而前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流”，比如后勤处长评上教授一类的，在高校行政化和大学商品化的背景下，教授的水平越来越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中国教育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恢复高考的三十年间，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三千六百万人，高校录取率从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二00六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八五。中国自一九九九年起实施了大规模的高校扩招，一九九八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一百零八万人，到二00二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已达两百七十五万人，增幅高达百分之一百五十四点六。二00七年，全国计划招生五百七十万，高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

　　然而，在大学高歌猛进的背后，是大学的行政化和商品化越来越严重，使大学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必要工具，而且直接加剧社会不公，恶化社会环境。大学的两个主体――教师和学生，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被挤压状态。大学官本位回潮，逆改革潮流而动。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革教育管理体制，打破教育界的官本位。今天“副部级”的大学已经达到了39个。行政管理者本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的，现在好像反过来了，行政管理人员成了主人。行政权力指挥学术，决定资源分配，教师被文凭崇拜和一大堆量化管理标准所束缚，学术共同体的独立力量土崩瓦解，像厦门大学一些顶级专家，不停地努力叫停对厦门环境造成巨大的潜在危害的巨型PX项目、像南开大学公布民调结果，显示60%以上公众对政府服务不满的独立表现，在今天已成空谷足音。大学追逐权力、附庸权力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成为知识界整体性堕落的诱因。

　　另一方面，大学商品化使大学堕落为疯狂逐利的工具，教师特别是一些手握权力、获取大量课题的学术官僚成为“老板”，学生成为打工仔和廉价劳动力。而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大学高收费泛滥成灾。据笔者统计，按相对购买力标准，中国的大学收费已是世界最高（日本）的3倍，而且没有公平合理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予以缓冲。某种程度上，大学已经成为赚钱机器，而赢利的对象就是学生，甚至连学生做实验也要收钱。
    此情此景，对于权贵子弟来说，高校是他们未来加官晋爵的镀金工具，但对于贫寒学子来说，高校越来越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大学分配招生名额开始，贫寒学子和农村学生就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环境中：名校特别是国立重点大学名额向高校所在地大幅度倾斜；2000多万流动儿童的高考权利在户籍门槛下得不到丝毫保障；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考上大学，巨额学费和生活费也往往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重；九死一生拿到毕业证书，在以权力关系为基本背景的社会中，在每年20%以上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严峻就业形势面前，他们还是“优先”成为“毕业即失业”的“天之骄子”、“社会弃儿”！知识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命运，贫寒学子的命运首先被知识改变！大学没有一丝一毫地促进社会公平，却反过来敲骨吸髓般地蚕食社会公平。

　　许多大学，矗立在校园中的醒目雕塑不是始创的教育家，而往往是政治伟人。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能够催生无数各行各业的伟大人物，但一个伟大人物，未必能够催生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今天，大学中的校长们官阶炫目，但有多少人敢拍胸脯说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教育家？丁学良曾说中国的合格经济学家不足5个，不知道今日中国合格的大学校长又有几个，其中有多少称得上真正的教育家？

　　正因为缺乏教育家，所以各省分省命题这个原本促进素质教育的办法，却只成为掩盖各省市招生指标“天然”（行政计划）不公的工具，且招生指标的分配不公畅通无阻愈演愈烈；正因为缺乏教育家，大学自主招生才会被一些地方和学校异化为城市学生的专利；正因为缺乏教育家，教育才会不顾贫弱学生的权利而日渐向权势阶层靠拢……想我泱泱华夏，世界四分之一人口13亿之众，却处于教育家如此稀缺的寥若晨星之状，岂乃我华夏无人乎？非也！教育垄断和行政化（官僚到学校开什么专业、授予什么文凭全都要行政审批）窒息了教育家的成长，妨碍了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低效、腐败、无能的“大学国企化”就是我们民族难以逃脱的噩运！

　　改革开放30年，绝大多数领域的市场化（自由化）改革都已经轰轰烈烈，惟独教育改革领域，一直在开历史的倒车。是时候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作者  童大焕）